最高法院 111 年度台上字第 736 號刑事判決 殺人
殺人罪與傷害罪之區別，應以有無殺人之故意為斷，而殺人犯意之存否固係隱藏於行為人內部主觀之意思，惟以參與眾人鬥毆者為例，就行為人是否及使用何種武器、對被害人下手之部位、時間、與被害人曾否相識、有無宿怨等情，雖不能執為區別殺人與傷害之絕對標準，然仍非不得審酌事發當時情況，深入觀察行為人與被害人衝突之起因、行為當時所受之刺激，視其下手情形、部位，佐以行為後之情狀予以綜合論斷行為人內心主觀之犯意。又刑法共同正犯之成立，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，行為之分擔，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，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，均經參與，祇須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，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，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，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，固即應對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。自「功能性犯罪支配理論」觀之，行為人形式上未實行本罪構成要件該當之行為，惟其於犯罪行為中有實行目的之角色分配，所為有助益於本罪之完成，並須將其他行為人之犯行當作自己之行為看待並支配，始應共同分擔罪責，屬共同正犯。從而，如與其他共犯共同實施輕罪行為中，他共犯於中途另行起意改以犯重罪之意思而實施犯罪，致發生重罪之結果者，除其能預見共犯之行為有致生重罪結果之危險，而仍利用該共犯之行為，或縱容、默許、任令共犯為之，而不違背其本意；或雖其主觀上無此預見及本意，然仍互相利用共犯之行為以達其原定犯輕罪之目的者，應分別情形論以該重罪之不確定故意犯或該輕罪之加重結果犯外，行為人對於重罪部分既無積極合同之意思，更無將之視為自己之行為以支配的意思，自不能依重罪之共同正犯論擬。
註1:本文係參考台灣創新法律協會彙整之實務判決。
